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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辽帝春捺钵“东北组”中心地域认定粗浅看法
信息来源:松原文化网  作者:李旭光  发布时间:2017-02-24  

    从已往的研究成果来看,辽帝四时捺钵是契丹民族创造的一项逐渐成熟的行政军事与生活制度。到了辽圣宋一朝,特别是在“澶渊之盟”之后,辽帝的四时捺钵地相对稳定在东北地区。这种现象被傅乐焕先生概括为“东北组”,以区别于此前的游走不定和“西南组”。
    傅乐焕先生所提出的“东北组”的概念极为重要。《辽史》的“本纪”、“游幸表”和傅乐焕先生的研究已经相对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东北组”的组成名单。我觉得,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应该沿着傅乐焕先生的这一思路,整体上破解“东北组”的内涵,并对其中心地域加以认定。
    特别是地域的认定。因为地域认定直接关系到考古发掘与文化整理,关系到文献研究方向的把握与关联资料的正确整合,关系到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正确的还原历史真相,还关系到忠实历史和古人,尊重科学,体现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积极继承。

 

(一)

 

    “东北组”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而整体的“东北组”则告诉我们不能拘泥于某一江湖,某一城地,而应注意到在整个春捺钵驻跸地之间系统的分工,使用时序,以及帝王间的区别,年度区别,季节转换等诸多因素与春捺钵活动、内容之间的联系,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研究工作中可能出现的片面性与局限,使春捺钵的地域认定真正与契丹史研究的大局相吻合。
    整体认识“东北组”春捺钵地,应该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来考察。从《辽史》“本纪”和“游幸表”中所列材料来看,“东北组”春捺钵地的整体,大体上是“四加二”结构:就其内结构分析:主要是“混同江”(鸭子河,今北流松花江)、“长春州”(春州,挞鲁古城,今塔虎城)、“鱼儿泺”(大鱼泺、大水泊、叉古挠泡子,今查干湖),“长春河”(挞鲁河、它漏河、沤河)这四地。而就其外延河关联因素考虑,则主要是三个方面,即由“西南组”向“东北组”迁徙期间,作为过渡地带的浑河(今名霍林河)、纳水(今名嫩江)。四个春捺钵地,构成辽帝春捺钵“东北组”的中心地带,之所以说是中心地带,是由于这四地出现频率高,且已经基本得到破解,我们可以据以划定一个半径和范围。但这个中心地带以外,或是在这四个地名以外,中心地带以内,还有诸多的捺钵地名有待破解、捺钵地有待发现。所以,中心地带是一个开放的、有待继续研究、拓展和发现的地带。
    “四加二”结构中的两个关联因素也不容忽视。其过渡地带的存在,留下了迁徙过程中探索尝试的痕迹,而由探索到相对稳定,则印证着“东北组”春捺钵地的价值与契丹精英心中理想目标的实现。
    “东北组”春捺钵地的迁入,始于圣宗一朝。公元1014年,开泰三年正月乙末,如浑河。浑河,又作霍勒河,今霍林河。霍林河发源于内蒙古霍林郭勒市西南20公里的扎鲁特旗大兴安岭山脉格音罕山北麓,是松花江的一级支流,南与辽河为邻,北以洮儿河为界,流经扎鲁特旗、科右中旗、通榆、大安等县,在大安境内的于家亮子与洮儿河汇流后进入前郭境内,汇入查于湖。从1014年正月到1021年正月,圣宗先后有五年、六次在浑河春捺钵,是春捺钵活动由辽河流域进入松花江流域、“西南组”迁入“东北组”的东进序曲和前奏。由于在此前和此后都没有浑河之幸,而浑河之幸又最终把辽圣宗带入“东北组”,所以应该把圣宗的浑河之幸看作是带有过渡性质的尝试。
    1022年太平二月正月圣宗如纳水钩鱼,1023年,太平三年正月,圣宗复如纳水钩鱼。这两次的纳水钩鱼,也仅发生在圣宗一朝,当春捺钵稳定在“东北组”之后,也再未出现,显然也是一种过渡性选择。纳水,嫩江的古称。从太平二年首次纳水钩鱼的编组来看,正月如纳水,二月辛丑,驻跸鱼儿泺,三月甲午,如长春州,一直到夏四月清暑缅山,如果正月不是一直盘桓在冰冷的江面与河床上浪费时间,此次的纳水钓鱼,就一定是发生在嫩江的下游,在嫩江与北流松花江合流处。因为两江汇流,又属于汇入松花江干流的前端,正是钩牛鱼的最佳处。纳水之幸又用去了圣宗春捺钵的两年。
    然而,真正开创纪元的是发生在1022年,太平二年二月的“辛丑朔,驻跸鱼儿泺”,三月的“甲戊,如长春州”。因为鱼儿泺与长春州,这是“东北组”捺钵中两个最重要的地方,而纳水之幸,又已经包含了混同江的元素,所以这一年开始,“东北组”春捺钵就正式成立了。从1022年开始到公元1114年,天祚帝天庆四年正月如春州为止,辽圣宗、兴宗、道宗、天柞四帝,在92年间几乎一直都在“东北组”春捺钵,这在有辽二百余年中是绝无仅有的超稳定现象,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东北一组的四处捺钵地加以重视和研究。
    第一,混同江,在圣宗太平四年二月被诏令更名。之前称为鸭子河。《辽史》“营卫志”中说,春捺钵,曰鸭子河泺。鸭子河在更名后仍多次出现,所以也有学者认为鸭子河不专指一水(贾敬颜),主要指北流松花江(亦称二松)自扶余五家站至松嫩合流处一百余公里的江段。混同江,有些学者和图舆记载,除鸭子河更名后的北流松花江,还包括东流松花江(又称松花江干流和第一松花江)等。混同江成为春捺钵地的主要原因是这条江可以钩到牛鱼,目前的资料显示,牛鱼作为海洋回游鱼,称为鳇鱼,大型食肉性鱼类,长达5米以上,2吨左右,分布在松花江、嫩江下游和黑龙江、乌苏里江中下游。但在古代,人们认识能力有限,认为只产自女直混同江(见《本草纲目》、《东海志》、《辽史拾遗》,《全辽备考》、《吉林地理纪要》也有记载。《演繁露》中又记牛鱼,在挞鲁河也可以捕到,这就使得鱼儿泺、长春河也成为钩牛鱼的好去处)。而牛鱼又被契丹人看作是占卜一年祥瑞与丰歉的征兆物,是祭祖祭神和邦交节庆宴饮的主要食材。混同江除了可以钩牛鱼之外,还在于松嫩汇合并入东流松花江后,这里成为三水通衢,地分州国,东临女真,北扼室韦的水陆要冲,军事地位显而易见。《辽史》的“本纪”和“游幸表”中共记幸混同江43年。
    第二,长春州,《辽史》“地理一”中说“韶阳军。下,节度。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兴宗重熙八年置。隶延庆宫,兵事隶东北统军司。统县一:长春县,本混同江地,燕蓟犯罪者流配于此。户二千。”长春州建州时间从“本纪”看,至少在圣宗太平二年就已经设置了地方政权(公元1022年),而不是兴宋重熙八年(1039年)。然而重要的是长春州是“春猎之地”,而所辖长春县又“本混同江地”。后来,在道宗清宁年间,混同江的东侧又置宁江州,称混同军,可知长春州在建州之初,连同长春县,当辖混同江东岸地邻女真处,西岸至内蒙与吉林边界,南至龙州黄龙府和宾州(均今吉林农安),北至泰州,今吉林白城的洮南洮北区。这一带,即是“春猎之地”,又“本混同江地”。长春州之所以能够成为捺钵之地,主要在于它是军事要冲,可以控制女真西进,室韦南下的水路和陆路通道,所以这里驻有重兵,设有东北路统军司,是皇帝的宫卫,置有钱帛司,州内设有榷场,可以对捺钵活动提供军事拱卫,经济支撑,后勤保障。有记载的长春州之幸共有15年。
    第三,鱼儿泺,春水之行的核心区与江湖沟通的枢纽。《辽史》“营卫志”中说,春捺钵“曰鸭子河泺”,而在“本纪”和“游幸表”中,又没有一处记为鸭子河泺,所以,可以,认为鸭子河泺是对春水圣地的概括,即对鸭子河与鱼儿泺的概括。因为一河钩鱼,一泺猎雁,即已囊括了春水之趋的主要内容。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傅乐焕先生所说“如望文生义,认鸭子河泺为鸭子河附近一水泺……似最可通(《辽史丛考》“春水秋山考”)。鱼儿泺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湖泽湿地,是猎雁之地,冰泮之后又可钩鱼。从各方面资料来看,鱼儿泺应为前郭的查干湖。查干湖东有相会的松嫩沟通,西有洮霍两河合流后注入, 以一湖衔四方来水,是松花江上游最为独特的水文条件,加上周围的湿地,幅员两千多公里,至今仍有几十万的雁鸭鸥鹭翔集,是理想的猎雁天堂。同时,查干湖东边的台地海拔在140公尺以上,与长春州和南部台地同样为140多公尺的高地走廊连接,交通方便,宜于扼守,做为捺钵地相对安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误判了两点,一则没有看到洮霍注入查干湖的事实。因为由于建国后兴修水利,使霍林河济湖之水断流,又使洮河主流的沤河济湖之水改作“幸福渠”而导致断流。二则是没有看到查干湖可以在接纳洮霍两河之水之后,在前郭的平风乡注入北流松花江,在前郭八郎、穆家一线承接嫩江泄洪的这些沟通。而这两方面的沟通,在民国年间东北陆军测量局所绘图舆中可以查到,在1998年特大洪水时已经看到。
    据《辽史》“本纪”和“游幸表”中所提供的材料统计,从圣宗开始,辽代四帝有32年捺钵的春捺钵活动安排在鱼儿泺。另外,兴宗、 道宗两位帝王还有12年的捺钵活动在典籍中以“春水”代之,除重熙二十二年、二十三年的两次“春水”活动安排在混同江钓鱼之后的二月外,余十次均发生在正月,且每次“春水”活动抵达驻跸地之后,就再末迁它水(6次)它地(4次)。这表明,12次的“春水”活动,都发生在鱼儿泺,其中有2次主要为猎雁,另外10次,先钩鱼,后猎雁。因为鱼儿泺主要是猎雁之地。如果加上这12年,鱼儿泺承接春捺钵活动的次数就达到45年,成为整个“东北组”四个捺钵地中使用最为频繁的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11年的鱼儿泺之幸发生在正月(不含“春水”字样的10次。)分别为兴宗重熙五年、十九年;道宗清宁二年,咸雍元年、八年,大安三年,五年,寿隆四年、五年,天祚乾统四年、天庆三年。正月,是钓鱼,特别是钩牛鱼的时间,湖面上还在结冰,而钩鱼与猎雁一样,都是不能省略的活动。所以,可以认为,当时,与江河贯通的鱼儿泺,也可以钩到牛鱼。这只能说明, 从1036至1113年,这期间“东北组”地区雨水充沛,上游降雨条件好,致使江河洪水频发,使查干湖 (鱼儿泺)与松嫩、与洮霍四条江河实现了沟通。《辽史》“本纪”,道宗咸雍八年”“正月甲申如鱼儿泺。壬寅,昏雾连日”。我们知道,在正月里混雾连日,只能是由于空气湿度大所致。值得我们注意的另一问题是,鱼儿泺与长春河在记载时出现了重合:《辽史》“本纪”圣宗太平五年三月“如长春河鱼儿泺。”史家的这种记载,与洮霍两河汇入查干湖的事实是符合的,说明两河入湖处,曾是辽帝捺钵地的主要选择,这也可以从查干湖两岸的捺钵遗址被发现得到证明。
    第四,长春河,在“本纪”和“游幸表”中统计,先后出现了9次。长春河,即挞鲁河,今洮儿河。据民国六年洮昌道赵师侨主持编制的《洮河防导计划书》,所附《洮河下游形势图》,以及贾敬颜先生的考证,在民国初年,洮儿河的主流成为“沤河”,在大安的于家亮子与霍林河汇合,注入查干湖,再通过查干湖,在前郭瓶凤的萧、吴、陈、郭四家窝棚中间注入松花江。洮儿河主流济湖通江的这种沟通,使得松花江中栖息的牛鱼,即鳇鱼,有了再江河湖泊中沟通回游的可能。宋.程大昌《演繁露》中“挞鲁河钩牛鱼”一条中也说,挞鲁河“东与海接。”《演繁露》的记载,为道宗清宁四年正月。清中四年正月,《辽史》“本纪”中记为“鸭子河钩鱼”,值得我们思着。一方面,《演繁露》为思乡人武硅根据自己的实际观察所记,不会有误,而“本纪”又记为“鸭子河钩鱼”。另据“本纪”所记,圣宗太平四年二月就已经诏改鸭子河为混同江,此处为什么还要写鸭子河呢?会不会是洮儿河的下游入湖处称为鸭子河呢?或者由于长春河与松花江贯通,使史家在有的时候难以对两条江河加以区别?需要我们进一步考证。

(二)

    “东北组”捺钵地的出现是辽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东北组”春捺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澶渊之盟”的签订,使南北两朝结束了自景宗乾亨元年(979年)六月开始至圣宗统和二是二年(1024)12月长达二十余年的战争状态,换宋了稳定长久的和平。对于契丹来讲,既可以减少南线战事用兵,又年坐收10万两白银和20万匹绢帛之利。另一方面,圣宗一朝经过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在南线开疆拓土已不再可能情况下,有条件以主要精力去经营、巩固东线、西线和北方。以春捺钵驻跸地而言,从“西南组”的鸳鸯泺到“东北组“的鱼儿泺,这个迁徙大体上要跨越10个经度,5个纬度,直线距离达1900多公里。之所以锁定东北组,实际是锁定了松花江流域的耕地资源,为了把农耕制度和封建制度、汉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向契丹的本部、大后方渗透,同时牢牢扼制女真,室韦的崛起。
    “东北组”捺钵群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东北内蒙古四省区来看,大的地势是南、西、北高,东部较低,因为有长白山、大小兴安岭的存在,形成一个东向开口的簸箕形地貌。由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发源的松花江、嫩江、洮儿河、霍林河等四条江河最终在前郭的平风乡和查干湖形成交汇,查干湖成为吞吐四水的迥旋湖、枢纽湖、蓄洪湖。四水携带着上游的矿物质和丰腴的地表泥土,为松嫩平原的冲积与四水下游及查干湖鱼类资源富集提供了可能。这一群落的中心地带查干湖,北纬45°09',东经124° 34',海拔的等高线在130米左右。据1978年10月航拍图,以松嫩两江汇入东流松花江处为中心,在距汇流点西2.5公里,东经27度,北纬34度,嫩江水位为131.1米;距汇流点东两公里,东经30度,北纬32度,北流松花江水位为130.8米;汇流之后进入东流松花江,其中心点处为东经29度,北纬30度,海拔129.5 1米。三江汇流点的偏东北为长春州治所塔虎城(挞鲁古城),直线距离25公里,海拔143米。长春州治所的塔虎城(挞鲁古城)以西18公里为查干湖(鱼儿泺),水位128.8米。这种江湖水位相近、湖泊略低的情况,为江河之水倒灌入湖与滋养湿地提供了可能。而且作为冲积平原的松嫩平原是契丹二十部族故牧地,在辽圣宗之后,由于燕蓟罪犯流配于此,由于农耕文明的传播影响,这里开垦了许多农田,军人又有屯田,长春州置有官仓,以致在阿骨打攻取长春州时还缴获了契丹军人的耕具数千分给诸军。契丹人在固守长春州时还在屯田事耕,作了长期作战的准备,所以连同耕具一起被缴获。“东北组”捺钵群落的重要性还在于其地邻女真,攻、守、战均为前线。同时,这一地区还处在沟通上京与五国部及室韦大通道上,军事地位不言而喻。“东北组”捺钵地与捺钵的重要性,使契丹中央政府对其赋予了诸多的职能。首先是建立地方政权,至晚到1022年,设置了长春州,为节度级建制,辖长春县,为春猎地;1058年,道宗清宁四年又设置了宁江州,观察级。形成了松花江东西两岸夹江而治的格局。其所夹之江段,自然是辽帝钩鱼的主要江段。宁江州亦为春猎之地。《松漠纪闻》宁江州一条中说:“每春冰始泮,辽主必至其地,凿冰钩鱼,放弋为乐”。而且,早在辽圣宗统和、开泰、太平年间,就开始了迁民和剪除女真势力的活动(《辽志》宾州下统和十年,《辽史》“本纪”开泰元年八月、太平六年二月)。其次是建立军事协调机关和军事基地。在长春州设置了“东北路统军司”。“东北路统军司”在《辽史》“百官二”中辖东北路兵马详稳司、东北路监军马司、东北路女直详稳司,北女直兵马司四个军事单位。“百官二”中还列具了长春路诸司:辖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黄龙府铁骊军详稳司,咸州兵马详稳司,东北路都统军使司四个军事单位。并说“已上长春诸司,控制东北诸国”。从“百官”志的这些记载来看,契丹在军事上的确存在着路一级协调机关,共有上京路、辽阳路、长春路、西北路、东北路、东路、西路七路,外加南京、西京诸司。而无论是东北路,还是长春路,协调的地域均已超出长春、宁江两州辖区,达到今辽东半岛、吉林省长春、白城、松原等地区。就军事基地而言,长春州、宁江州是吉林境内辽代的四个军事基地中的两个,另外两个在黄龙府和泰州(今农安和洮南),属东北统军司所辖。其中长春州有韶阳军,设有长春州韶阳军节度使司,长春县有县丁4000;宁江州有混同军,设有宁江州混同军观察使司,有混同县丁,总数应在3000人以上。三是设有钱帛司。兴宗重熙二十二年闰七月癸巳,“长春州直钱帛司”。“百官”四:“长春路钱帛司。兴宗重熙二十二年置”。《辽史》“食货志”及《契丹国志》中也有记载。当时的钱帛司共有三处,长春州之所以置钱帛司,主要由于“坑冶多在国东”(“食货志”),圣宗时,“每岁春秋,以官钱宴飨(音想)将士,钱不胜多”,道宗时铸钱四等,天祚时铸钱二等(“食货志”)。“能吏”大公鼎一条中看,有假贷行为。上述材料说明,长春州所设长春路钱帛司,应兼有货币铸造,收贮发行、转运、支付、融资等职能,尤其在道宗一朝。这当然为春捺钵之故。四是设有榷场。当时吉林境内的黄龙府、宁江州为两大榷场,《吉林通史》卷一、《契丹国志》卷十与《松漠纪闻》宁江州条中均有记。榷场在长春州和春捺钵的行在也设有。《辽史》“本纪”统和三年十一月癸巳“禁行在市易布帛不中尺度者”。宁江州的榷场,主要与女真贸易,长春州则主要是州人内部交易。“本纪”和“食贸志”中都记道宗咸雍七年“春州斗粟六钱”,长春州又置有“和籴仓”,“依祖宗法,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五是划定为皇帝的官卫。”“营卫 志上”窝笃盌斡鲁朵,兴宗置,……州三:饶、长春、泰。以皇帝的宫卫、腹心担任捺钵任务,自然更得心应手。应该说,这些只能的给赋,为“东北组”捺钵地完成其历史赋予的任务提供了保证。

(三)

    概括“东北组”中心地域认定的依据法,主要是以下七点:
    1、契丹王朝特定朝代、特定时期历史时期、历史事实的内在逻辑及历史典籍的综合分析。圣宗朝的“澶渊之盟”签订,是契丹由战到和,由外部扩张向自身内涵开发为重点,由向南方到向东、向西、向北方经略为重点的转变。这一时期,契丹的封建化、汉化、向农耕制度转化加快,松花江流域成为新的开发热点势所必然,而诸水汇集自当为首选之地。圣宗的浑河、纳河之幸,以致于道宗大康三年、大安七年的两次黑龙江之幸,都可以看做是对捺钵地的选择和探索。对圣宗而言,更带有探索和尝试性质;对道宗而言,则体现为力求做出新的选择。然而,两帝又最终安于“东北组”,显见是对“东北组”自然地理、经济与军事地理、地方政权建设与人口迁徙诸多因素的权衡和首肯。
    2、近现代研究成果积累及所给予的启迪。曹廷杰在《东三省舆地图说》(第18页)中考证,挞鲁河先汇入一池,“池西南塔虎城在焉,为郭尔罗斯前旗地,又东流入嫩江,又东流入松花江”。如以松嫩两江为方位参照,此湖一定为查干湖,因查干湖在两江之西,且查干湖既通嫩江,又通松水(北流松花江)。
    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鸭子河即今松花江,鸭子河泺即今松花江西之科布尔察罕泊(即今查干泡)”。 (卷15,第723页)金毓黻认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在塔虎城或淖尔城,在洮儿河汇入嫩江处”。(《东北通史》上编卷六,442页,1943年版)景方昶在《东北舆地释略》卷一(第5页)中说:“洮儿河乃挞鲁河之音转,亦即所谓他鲁河是也。其水源正在临潢西北,南流东至伯都讷,北入于嫩江,以达于混同江……故曰东入两水汇合之处。”东至伯都讷,北入于嫩江,一水济两江,这样的条件只有通过查干湖的沤河才符合。
    傅乐焕、贾敬颜、杨中华先生也有大量精辟的论述。
    傅乐焕先生在《辽代四时捺钵考》中说:“旧说均谓今洮儿河为挞鲁河(长春河),松花江为鸭子河(混同江),大致可无问题(47)。”“鱼儿泺《地志》未详所在,其名每与长春河连书。”(41)“按宋曾公亮《武经总要》云:‘踏弩河流入鸭子河’,当亦在长春州境,证以其改名长春,益觉可信。……河与州名同,而州因春猎建”(41)。鸭子河、挞鲁河、鱼儿泺,麓甲裴岩裴言鸭子河泺,今观其水;洮儿河(长春河)之左闾,去入松花江(鸭丰河)之处不远。就其源而言,自为洮儿河(长春河)之泺,就其流而言,亦可谓松花江(鸭子河)之泺。”(48)
    傅乐焕先生的考证有两个结论非常重要。一是指出鸭子河,挞鲁河,鱼儿泺等所有春水均在春州境内,说明长春州要负责春水之行的服务保障工作;二是指出了鱼儿泺在衔接长春河与鸭子河之间的作用。这两个重要论断对于我们考察认定古代水域名及诸水之间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
    贾敬颜先生在《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中说,鸭子河不专指一水。“鸭子河所指为今北流松花江末段及东流松花江起始一段,这是重要的,当然也包括洮儿河。”(32)  “大水泊‘东至鸭子河’,则北流松花江的第一大支流伊通河,乃至松花江自五家站以迄扶余县一段流程,均得称为鸭子河矣”“合而言之。混同江即鸭子河;分而言之,则农安县以东,以北迄于扶余、前郭两县以南的一段松花江流程,名为鸭子河;折而东流至今阿城县东西一带松花江流程,名为混同江。”还说:“不禁使人领悟出分作两支的。一条支流即今东注月亮泡而后再入嫩江的洮儿河;另一条支流名沤河。沤河东入松花江。古人所说的他漏河或它漏河、踏弩河,乃指沤河而言。”“以古证今,沤河大于洮儿河,清末民初尚且如此,更远一些时候,人们自然把沤河当做洮儿河的正流,所以不止一处记载说洮儿河东入松花江,正好反映古时的欧欧赫才是洮儿河的主流。沤河东入松花江而西与霍勒河相通。”
    贾敬颜先生的考证带有拨乱反正的意义,确定了洮儿河的主流沤河,也就等于确定了鱼儿泺即查干湖,因为查干湖东连松嫩,西衔洮霍,这种江河胡泽的沟通关系,刚好为由钩鱼向猎雁转换提供了条件。
    杨中华先生在《肇源史海钓沉》的“辽代春捺钵地考”中指出,辽帝的春捺钵地不特指某一地,而是处在洮儿河下游,嫩江下游和第二松花江下游的今松嫩两江交汇地区。也就是说,春捺钵地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我们已经知道,洮儿河的下游,其主流沤河达于查干湖;松嫩两江汇合处在前郭县的平凤乡境内。这个被杨中华先生所概括的完整的系统,均在前郭县的北部,而前郭的北部还有长春治所塔虎城的存在。这个完整的系统与《辽史》地理中所说的长春州,“本鸭子河春猎之地”的概括完全吻合。
    上述学者的考证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A、洮儿河东汇入嫩江、东汇入松花江;B、洮儿河与霍林河沟通后注入查干湖,形成查干湖西与洮霍。东与松嫩沟通的情况。C、塔虎城在嫩江汇入松花江附近。D、应该以“完整的系统”来考察霍、洮、嫩、松四条江河下游地区及松嫩两江汇流地。
    3、现代知识与现代技术的运用。我们已知,春捺钵被傅乐焕先生概括为春水之趋。春水之趋又主要由钩鱼(牛鱼)和猎雁两项内容所组成,先渔、后猎,猎雁是主题。以其活动内容倒推,这种春水就必须有江河的流水和湖泊湿地的止水两种条件同时存在,尤其是猎雁之湖泽,在北方干旱地区,如果水源不可靠,蒸发量大于补水量,再大的湖泊也会干涸。而且,猎雁之湖要有湿地链接才能吸引候鸟产卵孵化,要保持相对恒定的规模,要与钩鱼地、城邦、军营为邻,才便于由钓鱼向猎雁的转换,符合安全的要求。这些今天的推断,主要基于地理与气象知识,水文测量技术。如经纬度与结融冰关系,等高线与湿地水域面积,降雨条件,海拔高度所形成的降比,生物习性与生存条件选择,量化统计分析等。
    4、注意到古今自然地理的变化。主要是江河胡泽湿地的变化,如在查干湖断流的洮霍河段,河道的滚动等。
    5、历史地理坐标的合理运用。既要重视长春州、宁江州古城遗址对破解和判定今地名的参照意义,又要鉴别其中,某些明显错误的诠释。(如王国维认为塔虎城在查干湖西南)
    6、对捺钵遗址的考古与新的发现。李健才先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吉林省文物普查中得出的结论为,今塔虎城即辽长春州治所,而月亮泡周围的三座小古城都不具备节度级州城的规模与可能。同时,也排除了月亮泡为鸭子河泺的可能。李健才的考察是带有抢救性质的拉网式作业,当可信。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是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在查干湖西岸乾安境内发现四处春捺钵遗址,被评为吉林省十大发现之首,列入全国百大发现,从而最终印证了查干湖为辽帝“东北组”春捺钵地中心区。
    7、新材料的发现。民国六年,洮昌道行政公署在赵师侨主持下拟定了《洮河防导计划书》,附《洮河下游形势图》。该图的发现得到贾敬颜先生的高度重视,并据以提出重要结论:(1)洮河在乔家围子处分为两只,一支注入查干湖,名为沤河,是主流;另一只注入月亮湖,为支流;(2)洮河在进入查干湖之前,在大安于家亮子处与霍林河汇合,合流后共济查干湖;(3)洮河之水通过查干湖直接注入北流松花江,而不是先入嫩水、再入东流松花江。
    值得注意的是,该图为东北陆军航拍图。而该计划书所制“测量沤河经线水准表”,所采用的比高、距离等,都采现代测量技术,既来自官署,技术上也可靠。《洮河防导计划书》的发现,重要是在于它印证了自唐至宋对洮儿河东入松花江的记载的正确性。同时也表明,只有先入查干湖,再济松花江的“沤河”,才是古代典籍所记录的洮儿河、挞鲁河、长春河。而东有鸭子河于纳水河,西游浑河与挞鲁河,查干湖就只能是鱼儿泺了。只是由于建国后兴修水利工程,导致江河湖泊一直都在不断地变化,以致于民国初年仍汹涌流淌的洮河主流沤河,于今已不复存在,真是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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