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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历史 掌故风俗——读王维宪编著的《伯都讷民间传说故事集》
信息来源:松原文化网  作者:李旭光  发布时间:2017-02-24  

    《伯都讷民间传说故事集》付梓前,王维宪先生嘱我为序,自知学养识见资望远不能及,未敢轻诺。然通读全书、遍览先生此前所赐诸书后,作为文学爱好者与地方史的后学,又感到这是一种责任和偏誉。
    《伯都讷民间传说故事集》,是继《伯都讷史话与传说》、《伯都讷满族文化概览》、《伯都讷文化研究文集》之后的第四部冠以“伯都讷”文化符号的地域性文化系列专著、第一部地域性民间故事专辑,亦是先生在地域文化方面研究创作编著的第十二部文集。其重要作用在于,为地域文化建设在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引领下,奠定了基础,开创了纪元,完善了结构,实现了原始积累,使后来者可以省却检索搜寻史料的精力,从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并赖以探索新的领域,实现新的跨越。
    《伯都讷民间传说故事集》,全书分为“历史人物传说故事”、“老扶余乡土神话传说”、“满族史话掌故菜的传说”、“康熙大帝与白老婆”、“血泪鳇鱼贡”等五辑,上自濊貊夫余建国,下至民国掌故,收入人物故事30则,乡土神话传说18则,满族史话掌故菜10品,另有“白老婆”和“鳇鱼贡”两个专题,计24.3万字,既是一部极具传奇与神奇色彩的趣味地方通史,又是囊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俗、人物等方面五光十色的百科全书。

(一)

    在30则历史人物传说中,侧重反映了古夫余、辽宋金、清代这三个历史断代的人物。夫余古国,是史学界公认的东北历史上最早建立的政权。孙乃民先生主编的 《吉林通史》第四章中说:“在东北历史上,夫余是最早建立的政权。”夫余,又写作浮榆、扶余,其原始族源出自濊貊,很早就在东北北部平原一带从事农业生产。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在记燕国时说:“夫燕,亦渤碣之间一都会也。——北临乌桓、夫余。”史家据此推断,至迟在战国末年,夫余就已经很有势力,至少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民族团体。由于历史典籍中没有明确记载的缘故,夫余建国的确切时间难以确定,但从文献的一些记载中,还是可以确定其建国的史实,并推测出大致的时间。王充的《论衡》“吉验”篇中有这样一段神话传说:“北夷藁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气嘘之,不死。复徙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起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虒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吉林通史》61页)王充的这一段传说,是与诸位帝王传说串接在一起并用的,其出处已无从考。《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夫余目中亦记载此事,稍为详细:“夫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离国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妊身,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后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于马兰,马亦如之。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东明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奔走,南至掩虒水,以弓击水,鱼鳖皆聚浮水上,东明乘之得度,因至夫余而王之焉。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宜五谷。”与王充《论衡》最重要的不同,当然是《后汉书》为史籍。《三国志·魏书》卷三夫余条中说:“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千里,户八万,其民土著,有宫室、仓库、牢狱。多山陵、广泽,于东夷最平敞。”《吉林通史》在综合各方面资料后认为,东明南渡,夫余建国,至迟发生在西汉初年,其疆域北在松花江之南,“南起辽宁省开原以北,北达小兴安岭以南,东至张广才岭,西抵双辽、白城一线的松嫩平原一带,其中心在吉林省境内。”《吉林通史》还认为,夫余的文化形成有三个源头,西团山文化的吉林市一带,是夫余文化的土著源头,白金宝和汉书文化,是夫余族先世的文化遗存和夫余鼎盛时代的文化遗存。这里所说的白金宝和汉书文化,主要分布在大安、肇源、宁江、前郭所环抱的松嫩汇流处三江口一带。根据以上考证,夫余国的先族,特别是其鼎盛时期,在松嫩平原,尤其应在松嫩汇流处的三江口一带,才符合靠水而居的文化发祥规律。松嫩汇流地,既是东明南渡的出发地,所以才能代表其先世藁离文化和“未有实体的所谓藁离国”(《吉林通史》61页),同时又是夫余鼎盛时期的活动中心。因为只有此处才符合史籍中“广泽,于东夷之域最平敞”的描述。而当我们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才能深刻认识典籍缺失的困扰与神话传说的重要。

(二)

    辽、宋、金时期,被史家评价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整合期。是在我国历史上三朝交替并存的时期。特别是辽宋时期,南北两朝由战到和,北方迅速崛起,进而为女真挑战并最终统一中原,实现民族的融合重组奠定了基础。辽的兴起是一个契机,又是一个奇迹,具有划时代意义。首先,他早于大宋王朝半个多世纪出现(辽在公元907年,宋在960年建国),直接上承盛唐。其次是自辽开始,北方的政权建设、经济开发、人口整合,逐渐打破了由若干小朝廷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使诸多氏族部落、奴隶制城邦,在封建社会的文化荡涤下,实现了各自不同方式的跨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差距迅速缩小。再次是辽代的政治精英非常善于学习,又展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创造了堪称一国两制的“南北面官”制度,因宜而治的“四时捺钵”制度,与北宋王朝握手欢盟的“澶渊之盟”等,体现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与顺承,体现了对农耕文化与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包容,体现了和睦友邦、发展自己的思想。辽代的许多治理思想,都为后来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所继承,至今仍留下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思考的地方。我们重视辽代,重要的是从辽圣宗太平二年(公元1022年)开始,契丹精英都把中央政府“四时捺钵”的一整个春季,即“春捺钵”相对稳定在“东北组”,稳定在松原,稳定在以查干湖为中心地域,松花江汇流地前段的松花江两岸,盘桓了近百年。这期间,松原成为事实上的辽代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区域性财政金融中心、商业贸易中心,成为事实上的皇城。其意义自非寻常可比。当然,辽代的另一特殊重要贡献,就是在他行将就木之际,又以其对异族的压迫盘剥与对自我的背叛,造就与催生了一个取代自己的新的王朝——大金帝国。而辽的覆灭与金的崛起,其肇始、肇基之地,都在今松原境内,在松花江两岸。辽对金之先的女真部落的欺压,在朝,是道宗、天祚帝等两朝末代皇帝对女真酋长的侮慢;在官,是“银牌天使”,是鹰坊的纨绔子弟,对女真贵族的凌辱,特别是无耻的“荐枕”制度,对“海东青”与“北珠”无厌的需索;在吏、在商、在民,则是发生在宁江州榷场上的“打女真”,欺行霸市,强买强卖,肆意盘剥,使女真人感到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于是,以区区五百件兵甲,寥寥两千五百之众,在一片大泽的高阜上揭竿而起,向曾经不可一世的大辽发起反抗,继而由单纯的反辽战斗转入灭辽兴金的统一战争。期间,辽宋金,以及后来的南宋王朝,许多重要人物都在松原大地上演了惊天大戏。如辽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帝,金太祖、太宗,宋通问使洪皓等,这些人物的事迹,发生在松原,又是在改变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反映他们的事迹,当然其功绩不会囿于一城一地。

(三)

    由于年代相近与重视典籍编修等缘故,清代的人物事迹就显得资料更为丰富,因而也是松原地方史研究的第三个重要断代。清代进入和退出历史舞台之际,正是西方世界工业革命兴起,列强疯狂瓜分殖民地,各种新的思潮蜂起的大变革时期。北方的沙俄扰边,西北地区的叛乱彼伏此起,都在牵动着松嫩大地的神经。康熙大帝凡三次举驾东巡,至少有一次莅临和驻跸松原,期间拜谒了孝庄祖陵,召见了南郭尔罗斯镇国公,视察了三江口的漕兵运粮水道,写下了“源分长白波流迅,支合乌江水势雄;木落霜空天气肃,旌旗过后映飞虹”的不朽绝句(《泛松花江》)。康熙帝的莅临与驻跸,伯都讷等一批重要都邑、驿站的建立,重要的意义在于,备兵和防范沙俄,巩固与科尔沁的盟谊,攘外安内。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以及资本、物阜、人才、信息等要素在松原的传播与流动。以康熙为代表的清代精英在松原的事迹,正是这方面的反映。书中反复出现并专题描写的鳇鱼和鳇鱼贡,是伯都讷与中央政府建立联系的重要媒介与见证,也是远追辽代“鈎牛鱼”、“头鱼宴”的重要线索。而康熙帝与白老婆围绕欧李贡所产生的情感纠葛,则使我们更加建立起对地方特产的珍视,增加对民间故事的热爱。

(四)

    老扶余乡土神话传说中,大量反映的内容中,是关于寺庙的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释道两教的地位。许多史料都记载,沿松花江两岸的百姓有着信教的传统。《辽史》“本纪”道宗咸雍八年(1072年)“三月癸卯,有司奏春、泰、宁江三州三千余人愿为僧尼,受具足戒,许之。”从《辽史》的“地理”志和“兵卫”志所记可知,辽的长春州有户2000,兵丁4000;泰州有户700,兵丁1400,宁江州未记。但估计宁江州的人户应在2000左右。此三州以区区5000户左右,竟有3000人愿为僧尼,其比重是很高的。因为这些人不光要免徭役,还要免服兵役,会加重家庭与国家的负担,说明宗教得到了本人、家庭、皇帝的认可。另从前郭档案馆所藏《吉林省郭尔罗斯前旗土地报告书》,永久12—10卷,19页,前郭在康德七年十二月时调查,阿拉街、妙因寺、小庙寺、黑帝庙四个寺庙,共有熟地9167.46垧,荒地1814垧,草场2841垧,沼地500垧,柳通1100垧,计15412.46垧,而康德元年的调查显示,全县当时只有开垦地12万垧,可耕荒地30余万垧。寺庙不仅地产多,是主要经济来源,其信众也多,占人口比重很大。该馆永久12—1卷,康德三年八月调查,阿拉街与妙因寺分别建于康熙与光绪年间,加上黑帝庙一带,共有寺庙10座,僧人256名,信众33745人,其中的女性16997人,占50.36%。当时,寺庙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政府补贴、香客捐献、土地收入,以阿拉街和妙因寺解剖,三者分别占64.6%、10.76%、26.9%。同上卷的户口调查,当年前郭的总人口为59995人(其中蒙古族11846人),信众占56.25%。这个比例的确很高。江南是这样,江北也应如此。据王维宪先生回忆,小时候与爷爷逛庙会,爷爷曾历数过,光是扶余城里的庙就有20来个(见《记忆中的大庙一条街》)。作为无神论者,人们不会相信真的会有神和上帝的存在,而宗教的教义,一般也不只是做那样的解说;但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又应该承认宗教在劝修、向善,促使人们内省和良知发现方面,在珍爱生灵、促进和谐、扶弱济困、流布风俗等方面,有着积极的影响力、传播价值和可继承因素。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上半叶,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和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统治下,作为本土的宗教信仰,会形成对民族遗产的保护力,形成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正义力量。

(五)

    王维宪先生是我省著名的基础教育专家、权威,曾有6部教育方面的学术专著出版。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后,亦多有建树。在政协和人大领导岗位卸任后,人生进入一个新的、更为神奇、更具价值的高度与境界。1998年开始,从事地方史的研究和宣传。从洪皓入手,进行专题研究和深入开掘,同时向相关领域拓展,组织带动一方才俊合力攻关,遂以自己的属性改其书房的名字为“丁丑园”。在《丁丑园诗文丛》中,先生的自序中这样写道:“我书房原取名‘怡闲堂’,后来我觉得此名显得懒散些,不合我性格。我属牛,从小喜欢牛,喜欢牛的品格。我不止一次地写过牛……我曾在文中写:‘我也是一头老牛,一头奋斗的老牛,也留给人们以自强的人格理想。’基于这个想法,我便把书房名字改了,并顺理成章为自己选个别号:丁丑园皓圃。其目的正如苏赫巴鲁所说‘笔耕不辍,刚而遒劲’”。诚如先生所言。牛的品格,代表着耕耘、奉献,代表着对事业的执著、对信念的忠诚,代表着对伯都讷的家乡情怀。正是秉承着牛的这些精神上的命意,十几年来,先生所从事研究的文字已成书12部,仅最近的伯都讷文化研究文集就达65.5万字。
    王维宪先生的突出成就,集中体现在洪皓的研究上。洪皓是北宋末年的进士和一介小吏,南宋初年被拜为出使大金的通问使,赴命北方。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至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8月,在金被羁留15年。在金期间,洪皓做到了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不为威武、饥寒所屈,保持了大宋命官使节的尊严与气节。在金期间,遍访都邑胜迹,密传军情政报,播撒中原文化,促进两朝和解,不辱朝廷使命,是宋代的苏武。洪皓还是一代文豪。《松漠纪闻》为我们研究地域历史留下诸多珍贵的资料和线索。《鄱阳集》中的诗词,代表着宋诗和宋词的高度,特别是其代表词作《江梅引》四首,堪称咏梅的绝唱,曾经深深地打动了晚年病榻中的毛泽东。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洪皓的事迹促使王维宪先生萌生了对其研究的强烈念头。在《洪皓研究文集》的“后记”中,先生对这一过程作了具体生动的记述。正式的研究是从1998年元旦春节期间开始的,十几年来,主要围绕洪皓在松原、洪皓诗词、《松漠纪闻》、人物传记、相关课题等五个方面进行。经历了资料收集,实地考察,案头研究,交流讨论,就教专家等阶段,从1998年《洪皓研究文集》(“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开始,各种成果相继面世。迄今为止,出版洪字头的专著另有《洪皓诗词译注》(“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年9月)、《洪皓在松原及其他》(同上出版社2001年10月)、《洪皓流放地的洪皓研究》(同上出版社2001年11月)、《洪皓传》,与胡瑞英合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12)、《宁江洪皓研究》,与马云光合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11)等,计6部专著。另有《一代鹰王》等相关文献相继问世。王维宪先生的洪皓研究,得到了一些专家的认可,我省原作协副主席、松原市政协副主席、松原作协主席,我国著名的蒙古族诗人、作家,《金鹰》主编苏赫巴鲁先生将其研究工作冠以“洪学”,称作是我国两个红学(洪学)之一。原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长白山文化研究会会长张福有同志评价道:“洪皓研究,是长白山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地域文化的重要举措。”(《洪皓流放地的洪皓研究》序)北师大教授、我国著名洪皓研究专家朱仲玉先生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见《宁江洪皓研究》173—174页),称其为不愧是一位有心人。当然,洪皓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升地域文化的品位,强化辽金时期断代史的影响力,扩大松原的知名度。相信随着时光的推移,其研究的价值会日益得到彰显。
    王维宪先生的重大贡献,体现在对伯都讷文化的定位,及其对这项研究工作的引领。伯都讷文化,是松原地域文明的重要来源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东北地区文化发祥源头与个性化存在的文化。伯都讷文化又是地理的、历史的、人文的、开放的文化,一直得到传承、发展、创新的文化。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对伯都讷文化进行准确定位,开展深入研究,意义十分重大。王维宪先生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伯都讷文化的概念,进行定义,并率先进行研究,使其成为地域文化的代名词,得到业内外有识之士广泛认可与积极响应参与。王维宪先生的贡献,在于对伯都讷文化研究工作进行协调整合。这种整合,不仅在于课题的整合,还在于研究资源的整合,队伍的整合,各方面的协调,尤其是个人的率先垂范。到目前为止,伯都讷期刊已闻名遐迩,伯都讷文化研究大系已经形成系列,伯都讷研究会被中国辽金史学会、长白山文化研究会双双破例吸收为集体会员。王维宪先生的贡献,在于伯都讷研究已经得到党委政府的高度认可与社会的广泛接受……
    作为后学,为本书作序的过程,也是我厘清地方史脉络,研究王维宪先生,向先生学习的过程,因而又是自己获得知识、汲取营养、修砺自我,增加人生动力的过程。在此,我要由衷地感谢王维宪先生对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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