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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原日报·文化周刊(2016.8.26)
信息来源:松原日报  作者:  发布时间:2016-08-29  

《二十世纪中国蒙古族学者——李四光 梁漱溟 萧乾 艾思奇》后记

包广林


    我于2001年退休后即着手搜集本书传主的资料。经过爬梳、重构、运笔,直至当下付梓,已越十又二年。唐代诗人贾岛有一名句:“十年磨一剑。”写此书用时长则长矣,然则此剑利乎?钝乎?一时自难逆料。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风云激荡,人才应运辈出。一批士人为了救亡图存而在思想、理论、学术方面作了多路探索。当时,思想活跃,学术繁荣。在灿若星辰的爱国知识分子中,涌现出相当数量的蒙古族学者,以他们精湛的人文思想或自然科学成果融入时代大潮,为国家独立和新中国的建设,献出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们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如今,重写他们的人生道路,是为了张皇其操守节义,弘扬其恭勤学习的精神,使我们蒙古族青少年以他们为楷则,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修身养性,刻苦学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功立业,这便是我写此书馨香祷祝的旨归。诚如古人云:“虽非经纬制作,庶勉后进子孙。”然而,“徒有登山意,而无一身轻。”但愿良好的心期不会变成水中明月般的虚妄。在写作此书期间,夙兴夜寐,栉风沐雨,虽未臻于“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的境界,却也给予了无比的专注和热情。
    如今,本书行将出版,十余年的精力,便可幸资小结了,我人生的最后一个使命也已告成。
    在众多蒙古族学者中,何以择此四人为之立传?只缘取舍有则也。他们的学术成果均具世界影响力,未臻此境者不录。他们均已作古,其事克定,今所记述不涉存者。他们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新社会成长之学者未加关注。他们咸为大陆学者,海外同族学人未加属意。以此四条标准衡量,仍未免挂一漏万,或因作者寡闻,或因其资料难索。
    众所周知,梁漱溟与艾思奇的哲学思想多有抵牾,我却将二者收于一书。理由如次:首先,他们都是蒙古族人。其次,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再次,他们与另外两名传主大节不亏,都能从出处、去就、辞受、取予处做起,正确处理好义利关系。最后,他们的学术成果或文学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国家和民族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了这些交集点,将他们同出一书,既合于情理,也体现出包容、多彩的时代精神。
    贯穿本书的一条红线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蒙古族的民族精神。四位传主的爱国情怀不仅凝聚在他们的著作里,而且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中。他们均有机会定居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可他们毅然留在祖国,在清贫和斗争的环境里报效父母之邦。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这正是他们爱国主义精神的思想基础。
    崇敬英雄的蒙古族文化传统,经千百年风雨,锻造出伟大的蒙古族性格。蒙古族学者那仁敖其尔、赛音徳力根根据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记述,将蒙古族的民族精神界定为奇颜精神——刚毅、勇敢、大无畏。这种民族精神,在四位传主的血脉里流淌着难以磨灭的因子。此外余不揣浅陋,为吾族之民族精神再加一项:智慧。圣祖成吉思汗曾说:“身躯之英雄称一世,智慧之英雄称万代。”以此观之,圣祖是非常推崇智慧的。事实亦应如此。成吉思汗能征服世界,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仅凭勇敢是难以办到的,唯其大智大勇方能成就历史之功。本书中李四光之通达、梁漱溟之深刻、萧乾之灵气、艾思奇之敏锐,均体现了蒙古族的智慧。对上述蒙古族精神,在记叙中给予了观照。
    本书为救正世道人心,侧重记载了传主们的生平行谊,对他们的学问未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方面受篇幅限制,不容作精细的学理分析,另一方面自己读书,无确宗旨,杂取浮摭,不成一学。因此,对他们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无力考辨。但涉及传主们的贡献时,无法绕开他们的学术成果。遇此情形,只好作化约式介绍。
    本书对四位传主以年齿排序,毫无轩轾之意。
    本书为人物传记,但它不是学术传记。清代学者李慈铭说过:“昔人谓作谱之才,须与其人相称,诚知言也。”然而,四位传主治学分属不同学科,其学术思想博大精深,而本人学殖瘠茫,尤其对地质学很是陌生,要立足学术叙写人物,诚吾力不逮也。它也不是文学传记,文学注重细节,要求场景再现,大量的拟实描写,照此去作,必是卷帙浩繁,一书难容。我采用的是随笔体传记,可以自由挥洒,拘束不多。在行文中,尚能尊重历史本体,客观地再现历史人物,断不敢凿孔悬解,呈臆妄言。
    本书所涉史料不能不依赖他人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方面,自己确然作了一番精细结构的功夫。此外,对近年新出现的相关资料,目力所及,无不纳入其中。
    国学大师章太炎尝云:“一字片言,必标出处。”学术著作,理应如此;传记作品,不必拘泥此规约。本书资料大多来自成书,如每一用之,皆标出处,无乃注释多于正文,令人难以卒读。我借鉴了“五四”时期胡适先生的办法,将征引过的书籍列于文后,以示资料的来源和对各位作者的敬意。
    本书能顺利出版,我要感谢阿汝汗、包宝祥、白蕾、包胜利、万喜、吴灵芝、包力军、谢德君、佟振文、佟特格西、郭建军诸友的无私帮助和支持。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扎拉嘎族弟为本书撰写序言。

 

苦难与坚持——评王立民诗集《温纯而有力的手》

丁庆友


    或许身世、经验和审美情趣的相通或相近的原因,我很喜欢您的诗。把许多诗集合起来,便感觉到情感的沉重和诗人善良、真诚、执著的人性良知,人生的反省及感悟,让读者生一些甜酸涩苦的人生滋味。我在创作中总想,一首诗抑或一本诗,都不可能包罗万象,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全一美就是了不得的事情了,只要能让人记住一点,或者记住一句话,就是诗人尽了自己的责任!不去迷信流派之说,天下之大,谁都不可能唯我独尊,你活我也活,大狗叫,小狗也叫,穿西装是一种形式,穿中装也是一种形式,要紧的是寻找和培养适宜自己的一种形式,所谓风格,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了。
    我们均为农家子弟,所受磨难就多了,历史在泥土的深层产生了许多的辉煌,培育了许多的骄傲,也积淀了太多的辛酸、苦难和沉重。人活在世界上,不会有谁渴望和乞求苦难,而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又没有谁能够逃脱苦难,苦难又却是人生的先哲和导师,他教会人们在社会上生活和生存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教会诗人思考、追求和百折不挠。我常常想,古人说“痛苦出诗人”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是保持心灵上的苦难感觉,以此观察社会、自然和人生,感情便跌宕起来,于做人、作诗都是有益的。
    在年龄和创作经历上,我都多活了几年,自己写的诗,过后也常常不满意起来,这是正常的,这说明自己在前进,是一种好现象。世界上没有纯静至极之物,寸有所长,尺有所短,长处自身往往又是短处所在,创作的全部过程就在于不断地取长补短,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特别是现在,对诗的把握有了一定的能力,我的话对吗?

 

包玉文译著《阿阑豁阿》序

额尔敦哈达


    包玉文是我鲁院同学,2008年的金色秋日我们相聚在北京朝阳区八里庄南里的鲁迅文学院,成为“鲁十”学员。课余,或打打乒乓球或沿着小河散散步或躲进屋子里说古论今,谈的主要是文学、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翻译。那是一个灿烂的秋季,也是一段激情荡漾的日子。那么纯粹、那么文学,这在人生中是绝难得的。
    包玉文带去了新近出版的翻译作品集(《包玉文翻译作品集》,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8.10),当时我以为这是包玉文第一部译文集。后来得知,之前他已经出版了《阿勇干·散迪尔》《克什克腾旅游文化》等译文集七部,于是我就在鲁院为包玉文组织了一次翻译作品研讨会。白描、王彬、郭艳老师和郭雪波等京都雅士参会并对包玉文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岁月如梭、八年一晃,往日虽历历在目,但时过境迁,美景已成旧日回忆……
    鲁院归来的八年里,玉文兄孜孜不倦、勤以笔耕,继续翻译出版《成吉思汗箴言》《克什克腾章巴拉扎布家史》等四部作品,在民族文字作品汉文翻译的道路上迈了很大的一步。尤为一提的是新近完成的翻译作品四幕歌舞剧《阿阑豁阿》和西部蒙古英雄史诗《汗青格勒》。
    阿阑豁阿是蒙古族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有位西方蒙古学家称她为“蒙古人的母祖”。《阿阑豁阿五箭训子》是蒙古文学经典之一。不断被翻唱是经典的重要意义所在,长期以来伟大祖母阿阑豁阿的故事在蒙古高原以各种形式传唱、传播,出了许多种类的文学作品,四幕歌舞剧《阿阑豁阿》是其中之一,是基于经典而又加以虚构的戏剧作品。
    史诗是蒙古人远古的梦。蒙古史诗篇幅繁多、内容丰富,是蒙古古代口承文化最为完美、最为体系化的部分。《汗青格勒》是西部蒙古英雄史诗的代表作之一,主要分布在青海、甘肃和蒙古国西部和硕特人中间,故称“德都蒙古英雄史诗”。玉文所译是乌·席勒整理的青海史诗《汗青格勒》,其主要母题是英雄娶亲,故事主题为英雄历险和镇压蟒古斯。
    选择,是任何事业得以成功的关键所在。以上述二部作品为代表的包玉文翻译作品,在选择上呈现了极其明显的倾向性,那便是蒙古古代文学(含口承文化)的现代传播和文人创作,这是他心中的挚爱,也是他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精神追求,更多的蒙古族优秀文化在汉语语境中得以传播,是玉文兄作为翻译者的欣慰。除此,诸如信雅达云云,似成多余。
    是为序。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教授)

 

一部阐释“两种文化双重涵养”的力作

吴团英


    我认识的学界朋友中,一种是先知其著作后识其人,一种是先识其人后知其著作。包广林先生属于后者。今年6月的一天,经友人介绍,我结识了包广林先生。这是一位年近80的老者,但依然为学上下求索,四处交流探讨。这次,从吉林省专程赶到呼和浩特来找我,也是为了探讨草原文化和蒙古学的有关问题的。我们姑且不去评说先生的学养、功底和为学术所做的工作,单这种执着的追求,足令我辈心生敬意。包广林先生临别时,给我留下他的两部大作,一部为《陶克涛胡》,一部是《二十世纪中国蒙古族学者——李四光 梁漱溟 萧乾 艾思奇》,前者为传记体小说,后者为人物评传。最近,抽时间阅读其中第二部即人物评传,感到很有收获,很想说几句。
    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包广林先生的这部著作很有创意。比如,纪念或评说李四光、梁漱溟、萧乾、艾思奇的文字已经很多,但把他们四位纳入同一部著作中进行评说,这可能还是第一次;把若干或更多的人物纳入一部著作进行评说的已有不少的先例,但把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纳入同一部著作进行评说的并不多见;评说蒙古族杰出人物的著作很多,但把四位传主写做“二十世纪中国蒙古族学者”,这应当是第一部。无论是评说人物还是作品,评定其为“第一”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在归纳逻辑领域遭遇“黑天鹅”现象的概率还是不小,但在包广林先生的这部著作面前,似可冒冒这种风险。
    想说的第二句话是,包广林先生的这部著作是很有深度的。这部著作虽然主要是以介绍传主生平事迹和传主在世人心中的地位和影响为己任的,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探讨和考证性的意见,令人深思。比如,包广林先生认为,梁漱溟不是因为其先辈曾定居河南大梁而取汉姓为梁,而是其先人为纪念其先祖——至元年间镇守云南的梁王——而改姓为梁的,“实际上,梁先生乃成吉思汗后裔,属孛儿只斤氏,应姓包”。还有,包广林先生认为,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军人物,是他“最早提出和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包广林引用艾思奇的话解释说,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就是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他进一步论证说,艾思奇不仅提出和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指出这一历史趋势之所以可能的问题:“(1)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对中国革命当然也是行动指南;(2)在中国早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当然,包广林先生的具体考证意见及其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和讨论,但这种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探索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句话是,包广林先生的这部著作能够给人很多启发。其中最深刻的就是,在包广林先生的笔下,我们深切感受到“承续蒙古族的民族精神和接受汉族文化熏陶的双重涵养,促使生活在内地的蒙古族学人李四光、梁漱溟、萧乾、艾思奇,成为各自领域20世纪中国杰出人物”。这也是当代蒙古族著名学者扎拉嘎先生为包广林先生这部著作撰写序言时着重强调的一点。李四光、梁漱溟、萧乾、艾思奇虽然自祖辈以来,一直生活在内地,不会说自己的母语,不熟悉自己民族的生活习惯,但都知道在自己身上流淌着蒙古族人的血液,都懂得自己的民族文化基因在无形中沉淀和作用于个人性格形成、展开和成就事业的进程之中。例如,萧乾就多次深情表达自己的民族情义和对心中故乡生活的向往。他说,我老早就知道我是蒙古族人,并且觉得很威风,在我的印象中,蒙古族人不止于强悍,亦有发达的文学。他们歌唱母亲与土地,赞美爱情和友谊。豪情中隐含细腻,悲凉里包含柔情。他还说,住在古城里,我时常向往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故土,我多么想亲一亲内蒙古的土地啊。
    包广林先生在书中还引用了萧乾很多类似的话,就是想借以证实这些几代生活在汉族人当中的蒙古族人,不仅有浓厚的民族情结,而且把这种凝聚于民族情结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与汉族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共同融入到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建设强大祖国、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时代潮流中去的奋斗精神和业绩。所以,包广林先生很注重梁漱溟关于中华文化复兴的自觉与自信,用十分坚定的口吻反复强调,先生早在1921年就预言:“世界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读到这里,我想到这样两点,也是个人受到的重要启发之一。
    一是我们中国蒙古学界,在研究蒙古族文化、特别是在研究当代中国蒙古族文化时,应当更加注重研究汉族文化对蒙古族文化的影响,注重研究蒙古族文化在接受汉族文化的过程中是如何保护和传承自己民族文化的,以及这种蒙汉文化交互作用和双重涵养对蒙古民族聚居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新一代民族人才的成长所带来的积极效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看,这种效果应当是叠加的、复合的,具有单一文化难以企及的地方。也许,包广林先生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以四位传主的人生经历和业绩,试图揭示这一现象罢。
    二是我们中国蒙古学界,作为专门研究蒙古民族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问题的学术团队,也应当更加关注那些生活在民族自治区以外的相对聚居或完全散居的蒙古民族群众。他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蒙古族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未来发展也直接关系到整个蒙古民族的生活状况和未来发展。因此,我希望我们中国蒙古学界,把对这部分蒙古民族的研究纳入我们整体研究当中,有计划、有重点地加以推进,使这项研究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更加明显的进展。


    作者简介:吴团英,男,达斡尔族,1957年4月出生,黑龙江龙江人,大学学历,研究员,现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多年从事新闻出版管理工作中,主持制定的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多项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和中国图书奖;组织实施的以送书下乡为主要内容的“草原书屋”工程,在业内引起较大反响;策划创办的《财经时报》《读者俱乐部》已创出品牌。
    在学术研究方面,累计发表论著、论文、理论文章百余篇,其中论著1部,编著6部,论文50多篇。较有影响的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及其在内蒙古的实践》(合著)《内蒙古的期刊事业》(编著)《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有普遍性的特征》《略论草原文化的几个问题》等。

 

林语堂的人生哲学

——读《人生不过如此》

徐  敏


    多年来,我持续患有严重的阅读洁癖症。因为阅读于我而言,是一件高尚的事情,是一种私密的思考。我期盼在阅读中与不同时代的人有着相同的语感、相同的文风,期盼在阅读中与不同时代的人彼此了解、愉悦对话,期盼在阅读中与不同时代的人成为思想上的同志、精神上的朋友。
    如此这般,倏然之逝,三年有余。林语堂的《人生不过如此》便悄然停驻于那八尺书柜之中,与那数百册书集并肩而立。而今,三十而立,捧书咀嚼,掩卷冥思,心中油然升起“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之感。于一篇一章间,于一句一词里,我陡然发现林语堂是一个幽默的、乐观的、普世的“雅士”,发现《人生不过如此》是一本庄谐并用式的、私房娓道式的、倾心交谈式的“闲书”。显然,林语堂的人生哲学已成道法自然,读其思想智慧也不费力气。显然,这如家父对我施予良好的家教一样,那样入情入理,那样情真意切,那样朴实无华。
    我们常已习惯,愈是深入一个作家的作品,便愈能充分理解这个作家的人生哲学。但是,当我把《人生不过如此》阅读得愈是丰富时,我便愈感到林语堂的人生哲学“不过如此”。他的人生哲学不是形而上学令人费解,而是通过生活化、具体化的经历和故事,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除了享受人生之外,还有什么呢?”。事实上,不论身处何年、心处何方,林语堂一直在追求享受的人生——享受大自然、享受小情趣。
    作为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童年时光与大自然的亲近,成为林语堂一生知识的和道德的至为强有力的后盾。“如果我会爱真、爱美,那就是因为我爱那些青山的缘故了。”于是,他教鞭执厌了,投入国民政府服务;他做官做厌了,托身于著作事业。于是,他把地平线上热带的云看做一个舞台的背景,把山林看做私人花园,把怒吼的波涛当做音乐会,把山上的微风看做冷气设备。他认为“大自然本身始终是一间疗养院。它如果不能治愈别的疾病,至少能够治愈人类的狂妄自大的病。”他还认为“这样我们便变得伟大起来,象大地和穹苍那么伟大。”自此,这种大自然的达观产生了胸怀的宽广,使他能够带着宽容的诙谐幽默度其一生,逃开功名利禄的诱惑,而且也使他能够接受命运给予他的一切东西,并且深切地、热烈地享受人生的小情趣。
    但是,林语堂并非享乐者,而是从他的立场出发,善于挖掘享受人生小情趣的珍贵之处。“人生这种生活的真享受的目的,大抵不是一种有意的目的,而是一种对人生的自然态度。”的确如此,无论躺在床上,还是坐在椅子上,他都会从喝茶、抽烟、看书、赏石等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来讨论这些小情趣。因此,林语堂的享受不同于“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废。他痛恨说大话、说假话、说官话,他会说“勉强自己以一种与个性不相配合的速度去工作,乃是最足以破坏宁静而造成忧虑的不智之举。”他还会说“智慧的人决不会劳碌,太劳碌的人决不会成为智慧的人,所以最善于优游岁月的人便是最有智慧的人。”这让我想起十八世纪一个不大著名的作家舒白香所说的那样:时间之所以有用,乃在时间之不被利用。这也让我想起现代摩登大楼虽威严却冷峻、乡间小屋虽矮小却美丽。是的,我们的生活太狭窄了,使我们对于精神生活的美点,不能获得一个自由的视野。是的,我们太缺少精神上的小情趣了。
    可以说,林语堂这种享受大自然的浪漫崇尚、享受小情趣的怡然自得的人生哲学,我以为是最具平民化的,不为权势者、富有者和成功者所独有。这种人生哲学犹如“江上清风”“夕露沾我衣”,无需请教他人、求助他人,需要的只是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去享受一个闲暇无事的午后。

 

包广林 王立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松原日报讯(记者包谨通摄影报道)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审议批准,2016年发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454人。我市作家包广林、王立民榜上有名。

 

 

    包广林(蒙古族名博颜杜仍),1940年6月生于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海勃日戈镇,1964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蒙古语文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曾任松原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编审。散文《博斋琐笔》(上下两册)广有读者,整理出版的《陶克涛胡》获吉林省委、省政府最高文艺奖——“长白山文艺奖”,已再版印刷三次。2015年10月,《二十世纪中国蒙古族学者——李四光 梁漱溟 萧乾 艾思奇》一书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他先后在《作家》《青海湖》《滇池》《文艺报》《博览群书》等报刊发表诗歌等文学作品。著有诗集《温纯而有力的手》《王立民诗选》、报告文学集《世纪风采》《松原之光》、长篇报告文学《生命的雕塑》《爱的雕塑》《阳光地带的神话》《露珠里的太阳》等。先后荣获松原市政府颁发的“查干湖文学奖”及吉林省委、省政府颁发的“长白山文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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