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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善寺历史沿革
信息来源:《伯都讷》2014.1  作者:王维宪等  发布时间:2014-04-10  

永善寺历史沿革

王维宪 高原

 

    伯都讷古城遗址西城墙外,白杨翠柳掩映着一座庄严醒目的牌楼。那样式,那颜色,还真是别具一格,罕得一见。牌楼上方刻着“永善寺”三个苍劲古朴的大字。两旁门柱上用浮雕法镌刻着“到此已非门外客,过往便是个中人”,禅语玄妙,耐人寻味。转过来,上刻“妙圣福地”,左边题“香云聚锦现古刹”,右边题“法语甘霖润众生”,由牌楼向北约一百米,有一座饱经沧桑的佛寺。这就是位于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伯都乡政府驻地偏南约百余米,同伯都讷古城遗址和伯都中学校园紧紧相拥的松原市现存最古老的寺庙之一的永善寺。
    话还得从两江说起:松嫩两江交汇之南岸是古夫余国的肇兴之地,距此几十里之遥的伯都讷古城是渤海国的夫余府,辽金时期为宁江州。清初设置伯都讷副都统府衙署。第一任副都统大人巴尔达拟建新城,相传一夜大风致使副都统大人将建新城的决定向南移动了二十五华里。也因为此场大风刮出了伯都讷古城外的“观音堂”,才有了如今与伯都讷古城遗址相伴的永善寺。这就是伯都讷历史上有名的“风刮新城”的传说。
    伯都讷古城的历史已湮入历史的长河。绵延数里的古城墙基,仿佛还在讲述它曾经的辉煌。然而,永善寺这座复兴的古老清静禅林却以其崭新的面貌,发挥着其济世利人的独特作用。
    渤海治中佛传入
    伟大的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松花江两岸文明深厚,源远流长。这片沃土养育了这里各族人民,各族人民开发了这片热土。早在中原两汉时期,这里的濊貊人就建立了夫余国,渤海国时期在这设治夫余府,伯都讷一步步从远古走来,佛教的灿烂文化也随着历史的兴衰一步步走到今天。
    据苏赫巴鲁先生撰写的《伯都讷周边文化》(时代文艺出版社)一书记述:“早在渤海国时期,随着靺鞨人与中原王朝的密切经济往来和频繁的文化交流,佛教就早已传入东北地区。”
    渤海国刚刚创建政权,唐王朝的使者崔䜣来册封,大祚荣派儿子到长安请求“入寺礼拜”,可见渤海国一开始就以佛教为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渤海国第三代国王大钦茂,把自己的尊号定为“大兴宝历孝感金轮圣法大王”,也自号“金轮”。从这里,除了看到大钦茂敬佛之诚外,还看到了渤海国的统治者们睥睨天下的雄心和咄咄逼人的气势。
    佛教兴,寺庙兴。渤海国的佛教推广到哪里,寺庙和佛塔就建在哪里。考古资料表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大小佛家寺庙遗址九处。中京显德府五处,东京龙原府四处,最边远的率宾府四处等等,不计其数。据说那时的夫余府城外建有“观音堂”一处。
    佛教从渤海时期传入伯都讷,经历了千余年,劫难多多,历代统治者或推崇、宣扬,或贬斥、破坏,佛法事业跌跌撞撞一路走来,特别是古代战争频仍,使寺庙与僧侣遭到枪杀、刀砍、风侵、沙掩。伯都讷的观音堂也不复存在,甚至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辽金时代已盛行
    契丹族人宗教信仰主要有三种:一是萨满教,二是佛教,三是道教。其中佛教认为肉体是可以死亡的,精神是永存的,如果活着能忍受一切痛苦,死后就可以获得快乐和永生。这种教义,得到民众的接受。佛教更加完整的天堂与地狱之说,更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也更易为辽朝统治者所接受。从第一任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算起,到辽太宗、世宗、穆宗、景宗等一直崇佛不懈。著名的萧太后萧绰每年第一个月都不食荤茹,最为爱好建造寺院和大修斋舍。辽圣宗对佛法的笃信,较以前诸帝更为诚肯。
    就这样,辽王朝虽然在形式上是三教并行,但实际上佛教已经突出鼎盛。
    据董万仓《东北史纲要》记载:辽太祖六年(912年)金兵在幽州,掳掠僧侣五十人迁归西楼(辽上京),“建天雄寺以居之”。神册三年(918年)在诏建孔子庙的同时,建“佛寺道观”。辽太宗得燕云各州后,佛教进一步得到传播,上京的僧尼都是来自燕云的汉人。契丹人在利用中原汉族工匠建设城郭宫殿外,也大量兴建佛塔寺庙。到辽景宗时,辽朝以沙门(出家人)诏敏为三京诸道僧尼总管加兼侍中。与此同时,契丹人上自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便有很多人开始崇信佛教,皈依佛门。《辽史·道宗本纪》记载,咸雍八年(1072年)三月“有司奏,春、泰、宁江三州三千余人愿为僧尼,受具足戒,许之。”当时,重视程度到了出家皈依佛教需要上报皇帝批准的地步。
    就在这种形式下,辽道宗清宁四年(1058年)将渤海时期的夫余府改设宁江州,主要目的是防御女真族的侵袭。这里的佛教活动早就有围绕观音堂佛事而打下的基础,所以到辽代宁江州后佛教发展遍及城乡,大有蓬勃发展之势。观音堂成了松花江大甩弯一带佛事活动的中心。
    到了金代,女真国主仍然遵循辽时的宗教政策,对佛教仍很重视。在中原汉族人和契丹人的影响下,许多女真人很快就从他们原来崇奉的萨满教,接受了佛教。《大金国志》载:“浮图之教(佛教)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据此可知,连贵族阶层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寺院当僧尼,可见女真族上下对佛教的崇敬。为了顺应民众崇佛活动的需要,金统治者对原辽地的佛教寺院,进行了“极力保护、维修和续建,又新建了一些寺塔”。契丹与女真是我国北方主要的少数民族,其统治者能够长期统治我国北方各民族,利用包括佛教在内的各种宗教信仰,使其成为凝聚个民族精神意志的工具,也是其原因之一。这也从客观上促进了国家相对统一稳定的局面,为我国北方历史疆域的形成和少数民族的团结相处,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此起彼伏的连年战争,辽宋之战、辽金之战、金宋之战,以及民族内部各部落纠纷之战,致使国家动荡、民众涂炭。佛教也不能幸免,出现了时兴时衰甚至遭受严重破坏的现象。宁江州城外的观音堂也隐没无存,时间久了便在后世儿孙们的意识中淡漠了。
    清初风刮观音堂
    清初,康熙皇帝在伯都讷设立伯都讷副都统衙署,第一任副都统大人为巴尔达,正二品武官。他感到伯都讷旧城由于在宁江州旧城原兵站、驿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副署和驻军移住后,其规模已不能适应需要,加之城址离江渐远,水路交通亦感不便。为解决这些问题巴尔达拟在旧城南二十五华里关帝庙北侧一带建新城。可是旧城的乡绅们一致请求在旧城外围扩建,巴尔达顺应民意决定不改建新址,并起动了扩建旧城工程。就在此时出现了一夜大风把拉街基所钉的标桩刮到巴尔达原拟想的新址(见王维宪《伯都讷风刮新城的传说》)。巴尔达便以“天意不可违”之说,力排众议,决定在此建新城。这才有了“巴尔达因势建新城,伯都讷重镇峙边外”的重大功绩。
    就在轰轰烈烈建筑新城之际,有人突然发现在伯都讷旧城西侧大沙包子中被大风刮出一座八尺见方的古庙来,也不知这座古庙何时何人所建,更不知其在砂砾中埋存了多少年。殿宇在正南方向,门朝北开,横匾上面刻着“观音堂”三个大字,建筑气势庄严,内中供奉观世音菩萨。有人推测此“观音堂”应建筑于渤海国,那时渤海国在此设置“夫余府”。人们认定庙宇的风刮现身是吉祥之兆,巴尔达大人顺应民意下令将观音堂修缮一新,垒起院墙,安上大门,院内盖起五间平房,供僧尼、居士念经、起居使用,并去外地铸了三座大香炉,摆放在观音堂门外,供烧香拜佛用。一时间香火极盛,民间也是太平景象。
    好景不长,就在康熙皇帝平定三番之乱不久,在西北边陲的漠西蒙古准格尔部,被葛尔丹夺取了领导权。这个人野心勃勃,不但经常侵犯漠南蒙古、漠北蒙古,还把魔爪伸向原为辽金的满洲地区。他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民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他还叫嚣反抗朝廷,试图联合俄罗斯夺取大清政权。就连人们崇拜信仰的佛教也未幸免。他们冲进观音堂院中,扒掉房屋、捣毁佛像、杀戮僧众和居士,此后一个好端端的寺庙夷为平地,佛教事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嘉庆重建改新名
    清顺治元年(1644年),在纳尔浑(即原納仁汗浩特,地址在今宁江区伯都乡所在地)设伯都讷站。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在伯都讷设驻防兵两千名,移吉林副都统衙署于此地,隶属吉林将军。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于伯都讷城南二十五华里处建伯都讷新城。(即原扶余县城,今宁江区政府所在地),移伯都讷副都统衙门于此,后又设伯都讷厅、新城府。为纪念伯都之名称,至今又在旧伯都讷站原址设伯都乡,在宁江区江北建伯都讷大街和伯都讷文化广场,以志不忘,突出宁江区的历史底蕴。此是后话。
    到清嘉庆年间,伯都讷第三十八任副都统大人玉恒(见《伯都讷乡土志》)率领军民在“观音堂”原址重新修建庙宇,扩大殿堂,盖了僧舍。院落很整齐。院外有七十余垧自养耕地。庙宇完全建成后,玉恒大人将“观音堂”更名为“永善寺”。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寺庙扩建,设备齐全,僧尼剧增,香火骤然极盛,影响达整个伯都讷地域。
    光绪年间,请了一位法号释慧明的比丘来管理寺庙。他原在哈尔滨一带弘法,据说建了不少寺院,名望很高。
    释慧明法师来永善寺后,做了一件最有功德的事,即去往过去称为东京的辽阳之白塔(今仍矗立在辽阳市内)留居一年多,抄写名为崔法珍的普通妇女断臂募刻法苑奇珍《大藏经》之事。
    辽阳白塔是金世宗完颜雍为其母贞懿皇后所建。贞懿皇后,姓李,名洪愿,东京辽阳人,被选入宫,做了金太祖之三子宗辅的妻子,生了完颜雍。宗辅死后,她为儿子夺得帝位铺垫道路后,毅然皈依佛教,为比丘尼,出家十一年后病逝。金世宗深念母亲养育、教诲、扶持之恩,在其母出生地建白塔以志纪念。
    崔法珍断臂募刻《大藏经》历时三十年,总集多达数千卷。她把这部用血肉铸成的成果,进献给金世宗皇帝。金世宗深为感动,赐封她为紫衣宏教大师,并将《大藏经总集》送辽阳白塔珍藏。
    释慧明在哈尔滨弘法时就得知了此事。来永善寺后,他见此寺佛经支离破碎,根本没有一件成篇成卷的佛经。他只身赶去辽阳白塔,住在那里抄写《大藏经》。整整干了一年,抄好了其中的三十五卷。由于体力不支回到了永善寺。永善寺这才开始了正规、完整的学经、讲经、研经的佛事活动。一时间前来落发的人,专门来学经的居士,俗家拜佛的人络绎不绝,永善寺名声大震。
    释慧明法师离去后,又有法师释妙尊、护法居士吴恒吉来此长住。
    古井甘泉传四方
    释妙尊居士居住在永善寺,已经到了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结束了漫长的封建帝制,实现了共和。当时政局不稳,动荡不定。这里由伯都讷厅、新城府,变成了扶余县。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不大去理会政局的变化,多数人把很多时间安排在积德行善、烧香拜佛的活动中,希望佛祖给人们带来和平与安宁。
    这时的扶余县,光县城就有大小佛教寺院二十一座,加上广大农村寺庙,全县共有八十多座。这足以说明:佛光普照,佛在人心中。
    释妙尊居士一直在这里修行,直到有一天面带微笑,坐着往生了。大家给她打了一口坐棺,埋在院内的东北角。
    吉祥之地总有积善之人前来。在此执事的头人叫臧海山,与当时的佛会会首张喜重建山门,门朝南开。又在东角门旁打了一口水井,供僧人信众日常之用。井水清凉可口,当地百姓坚信这井里的水能祛病除疫。因此十里八村的人们会舍近求远来这里取水,饮用、烧饭、做大酱。
    到伪满洲国康德六、七年间,吴恒吉被亲属接走,永善寺就没人常住了。后来,一位白道士来到此寺,时住时不住。那口井依然存在。讲起古井,还有一些神奇的故事呢。据伯都村今年七十六岁的田占福讲,他父亲有一年和好友卢景山在土城子里铲地,中午休息往回走,发现有一个怪物,横卧麦田四十几垅,尾巴比大簸箕还宽,全身带有灰色斑点。二人没敢惊动它,绕道回到家里。田占福说,有一次白道士正在寺内,看见一条大蛇,头伸进水井里喝水,尾巴离井有两丈远。伯都村许多老人都说见过这个怪物,说大能有好几丈长,说小就盘在小树枝上。说那时这口井里的水,水质好得出奇,具有疗病功效。其实这个故事就是很早以前流传的《蛇神造井通地河治旱济黎民》神话传说的延续。
    土改时期遭破坏
    一九四二年,吉林省佛教会邀集僧尼护持永善寺。这样,释能贤、释仁修、释了意等一行八人来到永善寺。释仁修任住持。当时永善寺由当地佛教会会首管理,殿宇庄严,佛像栩栩如生,拥有大片耕地。但佛像不足,住房奇缺。释仁修发动众比丘尼自筹资金请佛像、盖房舍、买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品。从此,晨钟暮鼓伴她礼佛诵经,日出日落伴他挥汗劳作,佛诞日为百姓祈福,平日里接待众信香客,香火复又兴旺起来。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宣告投降,撤出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央调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东北民主联军,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前身)嫩江纵队第一支队在支队长兼政委程世清,率部开进扶余,扶余解放了。一九四七年,大搞土地改革运动。时任城防司令的程世清,带领部队,并发动部分民众把城里二十多座庙宇拆毁。伯都村农会也积极行动,儿童团更不怠慢,他们齐聚永善寺要破除封建迷信,要推倒观音佛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推动。不知谁想出个高招儿,找来了大绳子,将佛像捆了个结结实实,一人喊号,众人奋力拉拽,无论如何用力,佛像就是纹丝不动。几经折腾,佛像外塑泥胎被损毁,露出里面的质的,原来是在一棵大树根上雕塑的。佛像被毁掉了,庙殿被拆除,土地被没收,只留给两垧半做为自养地。自建的三间西廊房和两间东廊坊,只留给八位比丘尼一铺炕拥挤存身,其余分给了几户农民家。永善寺受到严重冲击,释仁修法师尽其所能广行善德,坚持诵经礼佛,坚持生产自给。
    建国初期盛又冷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恢复了宗教政策。在释仁修法师率领尼众的辛苦努力下,永善寺一度出现了复兴景象。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年代开始,她们靠栽种果树以自养自足,在自留地上磨练自己。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拜佛,勤苦修行,没给国家增加一点负担,真是难能可贵。可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宗教被看做是封建迷信,庙宇被定为“四旧”,“宗教信仰自由”成了一句空话,永善寺的佛事活动又逐渐冷落下来。
    改革开放佛再兴
    一场“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一切传统文化道德风尚,永善寺自然无法幸免,红卫兵烧了佛经,捣毁了佛像,并勒令尼众离开此地。释仁修法师没有走,她坚守如来的家业,深信总有一天会雾开云散,旭日东升。直至改革开放,寺院佛事活动,才逐渐恢复。
    一九九一年正月十六,释明徹大德法师送长春的刘继红到释仁修法师处出家。没想到刘继红竟然是释仁修于三十二年前在长春收下的年仅九岁的徒弟。这师徒二人共同奋斗了近二年时间,释仁修安然圆寂。
    从此释圣静法师(即刘继红)继承师父释仁修的遗愿,以百倍的虔诚,殊世惊人的毅力和开创性的功力,使永善寺的重建、佛教事业的复兴出现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王维宪老先生总结说:建国初期盛又冷,改革开放佛再兴。
    接下来还想说说古井的话题。一九九三年,三岔河有一位翟绍庭老居士到永善寺,找到现在的住持释圣静法师,讲他在禅坐中观到平地出现一条蟒蛇向他点头,告诉他说,在一个善地,有一口井,你得给我开开。翟老居士在禅定中答应了它。他向释圣静法师说明了此事。当时寺内的古井,因土改和文革的几次变故,年久失修,已被土掩尘埋,不能再用了,井的位置也被割离到院外。释圣静法师虽多方奔走,因种种原因也没能要回这口井。直到二OO一年刘红霞(现任松原市妇联副主席)来到伯都乡任党委副书记,释圣静法师找到她,刘副书记与当时的奚雨光局长、吴国臣副局长共同协商,将院墙向南扩建了八米,使古井得以修复,重见天日。伯都讷文化研究会会长王维宪在古井修复后,于农历辛卯年(2011年)四月初十,撰写了永善寺古井碑文。
    古井碑文是根据当地盛传已久的神话传说编写的,记述了鳇精盗窃天瓢制造旱荒,蛇神只身冥府引地河水治旱济民,以及国运鸿昌之时佛祖点化法师起航修复古井的全过程(碑文略)。这则碑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永善寺复兴的全貌。
    “国家地理系列”韩欣主编《中国名寺》一书(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列举了114所寺庙,吉林省只有一所就是:松原市宁江区永善寺。
    如今,漫步于清静典雅的永善禅林,徜徉在鲜花翠松之间,翘首宏伟古朴的神圣殿堂,仰望庄严而又慈祥的诸尊佛像,不禁令人感慨万千,回想起释仁修、释圣静二位大德法师前仆后继走过的艰苦历程……
    春天,在寒冬中孕育;佛法,日渐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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